告别“金牌至上”

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赛事正酣。当只获得铜牌的傅园慧因自称用了“洪荒之力”而被纷纷点赞，当被寄予厚望的宁泽涛并未因成绩不佳而在镜头前致歉，我们看到了，他们对竞赛和金牌的理解和表达已经大不同于前人。公众亦乐于接受这种变化。过去那套片面强调“螺丝钉”角色的说教和赋予体育过多功能的说法，越来越不合时宜。体育界“金牌至上”的基础正在消解。　　“金牌至上”，亦即依靠举国体制的支撑，一切向金牌看齐，不惜为了金牌牺牲部分群体或个体的利益。它沿用的是计划体制下的动员与分配模式，受行政意志主宰，常常忽视体育规律。一枚小小的金牌承载了过于沉重的负荷。1984年，跳高名将朱建华因未拿到奥运金牌，家中被砸玻璃、扔垃圾，家人遭辱骂；1988年，“体操王子”李宁遭遇“汉城劫”，归国后除了各界冷落，甚至收到邮寄的刀片，奉劝他“割脉自杀”。“中国奥运第一金”获得者许海峰一语道破，“拿金牌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。”　　时过境迁，“金牌至上”的公众基础先于“金牌至上”的生产机制消失了。不是公众不再看重金牌，而是金牌之于公众的内涵和意义已然改变。摒弃“金牌至上”，不是轻视甚至放弃竞技，而是让体育回归本位。本届奥运会发生的一切昭示，时代确已变化。运动员不再是全民榜样和民族力量的符号。郎平仍是里约奥运中国女排的“主心骨”，依然会赢得阵阵表达敬意的掌声，同时，我们也听到了对各国优秀选手的尖叫喝彩。悄无声息，奥运英雄们实现了从政治样板到青春偶像的蜕变，似乎他们也更享受这一新身份。　　决策层显然注意到了这一体育新格局，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适应新潮流。2014年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》，明确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，减少微观事务管理。《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》同样朝此方向迈进。《体育发展“十三五”规划》则提出“基本形成现代体育治理体系”。　　然而，任何改革都是对现存体制的一次“换血”，要触动灵魂，更要触碰“奶酪”，自然也会碰到钉子，体育也不例外。体育改革呼喊已有多年，却没有实质性进展。世纪之交便列入国务院机构改革任务的体育行政改革受阻，“管办不分、政事一体、政会一家、体育社会组织空壳化、体育政府直接参与市场运行、体育资源的政府垄断”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，甚至还得到顽强的辩护。　　无法跟上改革步伐，必将面对来自各方的不断挑战，冲突与矛盾已经彰显并持续升级。比如，足协、篮协作为管理单位，越来越成为众多争议的焦点，盖因这本身便是典型的错位。知名球员因代言引发的纷争越来越多，核心仍在于现有体系未能理顺运动员与各项目单位的利益关系。而更早为了争一个奥运名额，各省明争暗斗，公平的体育堕落为奔走权门的争宠献媚。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在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自我剖析，“金牌至上”的政绩观导致的种种问题表现在赛场上，但根源在人，在于少数领导干部，并称“面对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、经济利益，少数领导干部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政绩观”。　　更重要的是，举国体制下的“金牌至上”，极易沦为个人或者单位攫取自身利益的挡箭牌。财务不透明，外界很难看到，更不必说监督以金牌的名义砸下的公帑到底是如何使用的。尤其是在管办不分的体制下，商业化不断推进，口含天宪的管理机构，岂能禁得住从中自肥的冲动？反腐风暴中落马的多位体育高官已给出答案。　　“金牌至上”是时候谢幕了。首要之责，还是应该尊重体育规律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国务院确定的精神，启动体育改革。倘若管理部门以金牌或奥运为幌子，一味恋栈护权，就只能成为体育发展的绊脚石。　　随着改革的落实和时代的发展，体育服务部门要彻底转变职能。今后，要为职业化创造条件而非任意干涉，注重保障俱乐部和运动员权益，以商业化为推动力带动体育产业发展，破除行业壁垒、扫清政策障碍，是培育体育市场不容回避的课题。在放弃“金牌至上”的基础上，要大力提供市场需要的服务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竞技体育对大众体育的指引，夯实大众体育基础，不断推动中国体育由大国迈向强国。　　国外体育经验可作镜鉴。作为当今世界公认的头号体育强国，美国并没有一个垂直的全面负责体育协调工作的政府机构，而是依靠约300多个全国性非政府体育组织。日韩发展路径、文化传统与中国类似，无论是体育社团作用，还是管理科学化以及大众体育的引导，足资中国同行学习，其处于与中国当今发展水平时的经验尤为可贵。　　在里约赛场上，中国健儿仍在拼搏，很可能还会产生生动事例，触动体育界内外对改革的思考。倘若本届奥运会真能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“催化剂”，它必将以超越金牌的风采载入史册。改革后的中国体育卸去的只是枷锁，赢得的将是体育的本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