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以稳预期

201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刚刚出炉。此前一周，决策层组织了数场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，研讨经济形势，听取意见和建议。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，除了适度扩大总需求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“引导好发展预期，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社会预期，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”，可谓时机恰当，极其必要。　　最新经济数据显示，中国经济运行延续了步入新常态以来缓中趋稳、稳中有进的大趋势。然而，市场却不时出现种种担忧：或是人民币汇率大幅震荡，或是担忧股市、债市崩盘并引发系统性风险，抑或担心中国经济出现剧烈下滑。这些担忧导致市场预期不稳，对中国经济正常运行产生了不利影响。对有些宏观政策，部分人士甚至抱怨“摇摆不定”。　　没有稳定的预期，政策初衷再好，实施效果也会大打折扣。要稳定社会预期，增强发展信心，首先要找到扰乱市场预期、造成信心不足的根源，才能对症下药。　　回顾此前市场多次看空中国的时点，不难发现，预期不稳的主要原因是有些政策缺乏连续性，过于“出其不意”。此外，还有以下数点亦不容忽视：　　首先，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受质疑。这种质疑近年来此伏彼起。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当下，如果重大统计数据令人生疑，稳预期更无从谈起。中国的统计数据由多个部门发布，有时不尽一致。今年初，海关总署统计的出口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口交货值，便出现了趋势背离，这不仅影响企业对出口形势的判断，市场还猜测资金假借贸易渠道流出中国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悲观预期。　　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，经济结构发生变化，此前经济数据间的对应关系不再适用。比如，近年来，中国工业结构发生改变，市场习惯性地按老经验来套，相关部门则疏于解释，也会造成质疑升温。　　另外，一些关键指标缺失，则影响市场判断。失业率在发达国家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数据，而在我国，更为可信的调查失业率酝酿多年，迄今未公开发布。官员们不时透露的调查失业率多为31个大城市的数据，而在经济下行期，中小城市的就业形势往往更加严峻。这样，就业情况就缺乏一幅真实的全景图。　　其次，中国宏观政策通常采用多目标制，不同目标间存在一定的不兼容，令市场担忧政策能否落实。　　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为例，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，银行在贷款时要考虑风险溢价。近年来，小微企业不良率上升较快，风险溢价自然要高一些。如果为解决融资贵的问题，便人为压低利率，银行对小微贷款的积极性自然会下降。　　去产能亦是如此。短期内，它必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，当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时，稳增长重又被放在优先位置。春节过后，随着稳增长措施陆续落实，基建、房地产投资反弹，钢铁价格由降转升，原本计划被化解的产能死灰复燃，去产能进程意外中断。　　正如“权威人士”不久前所言，受复杂局面和多种因素影响，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敏感阶段，稳定预期至关重要。要实现市场预期与经济发展的彼此促进、良性循环，需要解决此前存在的诸多问题。　　首先，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所面对的分化现状，客观全面地披露数据。分化是经济发展之必然。近年来，分化进一步加剧，从地区上看，结构调整早、转型步伐快的东部沿海省份境遇较好，东北、华北、西北等依靠资源、产业结构偏“重”的省份，企业亏损面大，生产经营困难；从产业上看，高耗能的重工业、原材料行业陷入困境，高技术制造业、与下游消费相关的刚性需求强的行业则蒸蒸日上。　　在此情况下，亟须全面翔实的数据来引导市场预期。统计部门官员多次澄清，并无粉饰数据的压力。为今之计，首先须改进统计方法，提高统计质量，这不仅需要弥补调查失业率等关键统计数据的缺失，加快改进研发支出核算方法，加强新经济统计，更重要的是深化统计制度和体制改革。此外，相关部门须重视与市场的沟通，在市场疑窦丛生时，及时准确地作出解答。　　其次，向市场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。目前看，多政策目标短期内难以改变，那就要尽可能让市场明白各目标的轻重缓急和优先顺序，尤其是在目标发生冲突时，要及时向市场传递清晰的政策信号。　　再次，要建立政策纠偏机制。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，各国政策的溢出效应和回波效应急剧放大。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至今犹存的今天，国际形势变化莫测，制定增长目标、经济政策难免会出现偏差，应建立政策校正机制，淡化经济增长数量指标，根据形势变化，及时调整目标和政策，并向市场及时做出解释。　　“权威人士”说，“明确的政策信号是稳预期的关键。”要引导好发展预期，需要提高数据、政策的透明度，同时提升政府相机调控的能力。只有这样，市场预期稳定了，信心才能增强，才能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的热情，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，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。